正宁，地处陇东黄土高原腹地，秦直道穿境而过，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在此交融共生，特殊的地理区位造就了此地民众既崇文重教又刚毅坚韧的精神品格。明代以来，这片土地相继走出了景清、赵邦清、巩焴三位彪炳史册的清官廉吏——景清以忠烈殉节名垂青史，赵邦清以清廉自守流芳后世，巩焴以节义坚守彪炳千秋。三人虽生卒年代有别、人生轨迹各异，却在精神层面形成了高度契合的价值追求，他们的事迹经官方修史表彰、民间口耳相传，逐渐从个体人生叙事升华为群体精神符号。
该符号的核心生命力，不在于零散的事迹堆砌，而在于其蕴含的精神内核——它既是三位清官（下文简称“三清”）个人品格的集中体现，也是儒家思想滋养下古代知识分子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理想的具象化表达，更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与气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正宁调令关——秦直道上的重要关口（资料图）
“三清”生平
展开剩余86%景清（？—1402年），原籍陕西长武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寄养在真宁县（今正宁县旧称）辛庄里寨子村外祖母家中，入真宁籍。洪武二十七年榜眼及第，历任监察御史、御史大夫等职。其一生最鲜明的标签是“忠烈”，这份忠烈是对正义、对故主、对信念的坚守。
赵邦清（1558—1622），万历二十年进士，历任滕县知县、吏部稽勋司郎中，他一生以“清廉”为底色诠释为官之道。
巩焴（1593—1661年），崇祯四年进士，历任林县知县、安阳知县、河南分巡道等职，被推为河南“三廉公”之首，其一生在政权更迭中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与人格底线。
三位清官的生平虽各有侧重——景清重“忠烈”，赵邦清重“清廉”，巩焴重“节义”，但在精神层面却共享着一致的价值追求：对清廉底线的坚守、对百姓福祉的关切、对强权压迫的反抗、对信念理想的执着。这份一致的价值追求，本质上是儒家“民为本、廉为基、义为先”思想的具象化践行——三人皆出身科举，自幼浸润圣贤典籍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不仅是学识追求，更是一生践行的行动纲领。景清以直言敢谏守护朝堂正义，以以身殉道捍卫信念底线；赵邦清以清廉执政改善民生，以坚守原则对抗官场腐败；巩焴以勤政爱民践行初心，以乱世守节维护民族大义。他们用不同的人生轨迹，诠释了“清廉是为官之本、民本是执政之魂、气节是立身之根”的共同真理，也让“三清”之名不仅是三个独立的清官符号，更凝聚成一个兼具统一性与独特性的精神群体，成为明代廉政文化与士大夫气节文化的鲜活缩影。
“三清”故事
（一）清廉自守
“清廉”是“三清”最鲜明的共同标识。在传统社会，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，其是否清廉直接关系到百姓福祉与社会稳定，因此“清廉”被视为为官从政的第一准则。“三清”之所以能彪炳史册，核心就在于他们将“清廉”内化为生命信仰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始终坚守底线、不越雷池。
赵邦清的清廉，是“一尘不染”的极致体现。任滕县知县时，他“布衣素食，蔬食自奉”，将俸禄多用于赈济灾民、兴修水利；罢官返乡后，他躬耕陇亩，“家无余财，室无长物”，家人靠翻新旧官服御寒，宁肯借债为母治病却坚决不向权贵求助。这种清廉并非刻意标榜，而是深入骨髓的生活习惯与价值选择——他拒绝的不仅是金钱贿赂，更是对权力异化的抵制；坚守的不仅是个人清白，更是为政者的职业伦理。正如《国榷》所载，赵邦清“治行第一”的评价，本质上是对其清廉为政的最高认可。
巩焴的清廉，体现在“惠民为先，克己奉公”的为政实践中。任安阳知县时，他捐俸筑城、训练乡勇，平定盗患却不向百姓摊派费用；面对饥荒，他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捐出赈济灾民，自己却“囊无余资”。即便在乱世中任职大顺政权，他也始终坚守清廉底线，未因政权更迭而改变操守——当看到义军内讧、纲纪败坏时，他毅然离职返乡，拒绝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。这种清廉，是超越政权立场的价值坚守，彰显了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初心。
景清的清廉，虽未如赵邦清、巩焴般有过多具体记载，但从其刚正不阿的行事风格中可窥一斑。作为监察御史，他“弹劾不避权贵”，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下，他宁死不屈，拒绝的不仅是高官厚禄，更是对自身信念与清白的坚守。其遭“瓜蔓抄”后，族人四散避祸，却无一人因贪生怕死而背叛其精神信仰，恰是其清廉家风与人格魅力的延续。
（二）勤政爱民
如果说清廉是“三清”的为政底线，那么勤政爱民则是其为官的核心价值立场。在传统儒家思想中，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理念深入人心，“为民服务”是官员的根本职责。“三清”的一生，始终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，以实际行动践行“以民为本”的价值追求。
赵邦清的勤政爱民，体现在“务实有为，造福一方”的治政实践中。任滕县知县时，他面对“土瘠民贫，盗贼横行”的烂摊子，没有消极懈怠，而是大刀阔斧开展治理：兴修水利，解决灌溉难题，让荒田变成良田；鼓励拓荒，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流民返乡，增加粮食产量；开办矿业、设立钱庄，盘活地方经济；振兴文教，创办学校，亲自授课，让寒门子弟有机会科举入仕。短短五年，滕县从一个贫困县邑变成“百姓安居乐业，市井繁荣有序”的模范县，安南使臣路过时不禁赞叹“此地吏治清明，百姓安乐，实为天下楷模”。这种政绩是靠勤政实干换来的——他日夜操劳，废寝忘食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民办事中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真谛。
巩焴的勤政爱民，彰显于“乱世之中守民生”的责任担当。任林县知县时，当地盗贼猖獗，百姓深受其害，他亲自勘察地形，设关隘、布兵防，彻底肃清盗患；面对“三饷加派”的苛税，他不顾朝廷压力，毅然废除，让百姓得以喘息；他深知“教化兴则民风淳”，亲自为学子授课，当年便有学子登科，开启了当地文教振兴的序幕。调任安阳知县后，他延续勤政作风：严惩权贵子弟恶行，维护社会公平；捐俸筑城，保障百姓安全；轻徭薄赋，扶持农桑；大开科试，振兴文教。
景清的勤政爱民，虽更多体现在其刚正执法、维护正义的行为中，却同样彰显了“以民为本”的价值立场。作为监察御史，他巡视地方时，“察民情、纠吏治”，严厉打击贪官污吏，为百姓伸张正义；任北平参议时，他“安抚百姓，整顿秩序”，尽力维护民生稳定。
（三）坚守气节
“三清”之所以能成为千古楷模，关键就在于他们面对强权压迫、利益诱惑时，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与坚定的立场。如果说清廉是根基、爱民是核心，那么坚守气节就是“三清”的灵魂所在。气节，是个人在面对生死、利益、强权等重大抉择时的价值坚守，是人格尊严与信念追求的最高体现。“三清”身处不同的历史变局，面临着不同的生死考验，但都以生命践行了对气节的坚守。
景清的气节，是“忠烈殉道”的悲壮坚守。“靖难之役”后，建文帝旧臣或死或降，朝堂之上一片趋炎附势之声。景清深知自己势单力薄，却毅然选择以卵击石——他表面归顺，暗中一直伺机为故主复仇，谋刺事败后，景清被施以酷刑。他始终没有一句求饶，没有一丝退缩。他的气节，不是对前朝旧主的盲目愚忠，而是对“正统”的坚守——在皇权更迭的血腥游戏中，他以生命为代价，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信念底线，诠释了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千古绝唱。
赵邦清的气节，是“不畏权贵，坚守原则”的生动写照。升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后，他执掌官员考核、奖惩之权，成为“管官之官”，面对各种利益诱惑与权力施压，他始终坚守原则：原兵部尚书张学颜之子张承祚“跑官要官”，他顶住吏部尚书李戴的催促，坚决驳回；文选司郎中邓光祚等收受贿赂、篡改考核档案，他不畏其权势，大胆弹劾，严惩贪赃吏员；刑部官员王理以千两白银行贿，想谋求晋升，他不仅严词拒绝，还将行贿白银抬至御殿面奏，使王理遭重罚。这些行为最终招致构陷贬官，但他始终没有低头——即便罢官返乡，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，他依然坚守立场，不与之同流合污。这种气节，是对官场潜规则的公然反抗，是对权力公正性的坚决维护，彰显了古代知识分子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”的人格尊严。他失去了官职，却赢得了比官职更宝贵的清名；他生活清贫，却在精神上无比富足。他的气节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，也赢得了历史的公正评价。
巩焴的气节，是“乱世守节”的清醒坚守。巩焴的一生，历经清军入关等重大历史变局，面临着多重选择，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气节底线。清军入关后，清廷多次派人劝降，许以高官厚禄，他坚决拒绝，隐居于陕西三水县官家洞，潜心治学，坚守气节。最终，清军包围官家洞，放火焚烧，巩焴宁死不降，被焚死于洞中。他的气节，是对大义的坚守，是对人格的维护——在乱世中，他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，坚守自己的信念与立场，用生命践行了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节义之道。
“三清”的精神内核，是儒家思想滋养下古代知识分子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理想的具象化表达，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与气节文化的集中体现。它之所以能够历经数百年传承不衰，关键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追求超越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，与人类对正义、公平、气节、尊严的永恒追求高度契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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